作者：冯春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一、两张布告：医者本色的生命注脚

1965年初，武昌一座普通的宅院门前，贴出了一张“布告”。

这不是官府文告，而是湖北省卫生厅派人写就，专为谢绝求诊的病人。院中住着一位长期积劳而卧床不起的七十四岁老人。

布告贴出去，病人却没有散去。有人等在门外，有人隔墙喊话。老人听到动静，挣扎着坐起来，对家人说：“让他们进来吧。”家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病人来了，怎么能不看？”

他接诊，开方，一如往常，直至生命尽头。

三十二年前，另一张“布告”曾贴在竹山县的城门上。蒋玉伯任竹山县县长，当地正闹瘟疫。他一边理政断案，一边给百姓看病，昼夜不歇。后来他让人把预防、治疗用的两张处方抄成布告，贴在了城门上。

城门贴布告，向来是官府号令、征税纳粮。贴一张中药方子上去，大约是头一遭。

两张“布告”，一张贴在城门，一张贴在院门；一张救民于瘟疫，一张为他谢绝病人。前者是他主动贴出去的，后者是旁人替他贴上的。贯穿其间的，是一个中医人从不更改的本色：治病救人，来者不拒。

二、从法政学子到岐黄传人：一个读书人的道路选择

蒋玉伯字成瑞，湖北枣阳人，1891年生。父亲蒋鹏程是县粮行经纪人，兼做中医。家世算不上显赫，却让他打小就常和账本、药方打交道。

光绪三十二年，他考进武昌文普通中学堂。那是张之洞在湖北办的新式学堂，既教经史，也讲格致。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课，他回到枣阳，随父亲潜心学医。这看似被迫的中断，反而让他得以在革命炮火中沉下心来，一头扎进《内经》《伤寒》的世界。

民国二年，他重返武昌，进了湖北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1921年经友人介绍，到北京图书馆做编辑。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对他来说就是另一所大学。他白天编书，晚上读医书，手不释卷。那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研读医书上，做了大量笔记，就此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
   1923年，他在北平考下中医开业执照，正式挂牌行医。他并不急于立业，直到1927年才迁回武昌行医。从法政学校到北京图书馆，从考取执照到回乡开业，他在三十岁到三十六岁之间，完成了从一个新学青年到专业中医的身份转换。

多年后，他在《中国药物学集成》自序里写道：“余自束发读书，鉴于国医之衰微，即在志于斯道，每于课余之暇，辄读医书，不忍释手。”

由法政而中医，其间所历，不是一时冲动的改行，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时代变局中，对自身道路的审慎选择。

三、十年磨一剑：《中国药物学集成》的汇通之路

1935年，上海国药研究社出版《中国药物学集成》，作者蒋玉伯，时年四十四岁。这部三十五万字的着作，他前后写了十几年，四易其稿。全书一共引用古今中外医学着作、参考资料九十六种，从《神农本草经》到历代本草，从张仲景《伤寒论》到清代徐灵胎十六种医书，从日本汉医经验方到《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万国药方》，涉猎之广，令人惊叹。书成后，上海市国医公会负责人盛心如作序称赞：“一洗旧时流弊”“可谓博而约，简而赅，浅而显，用而切，诚为将兵之韬略也，……医者可备为肘后”。丁仲英、夏应堂、谢利恒等九位名医家作序题跋，誉之为“医学导师”“国药指南”。《申报》专版介绍该书为“国药科学化之巨着，国药界空前的杰作”。

他在自序中写道：“吾国之药，始于神农本草……考各家所论药性，非简而寡要，即广博而庞杂，臆说附会，衅瑕百端，或偏于五色脏，或杂用腐败秽物。既不明化学之原理，复不合卫生之主旨。”

这番话里有对传统的尊重，也有对传统的批判。他不是一味崇古的人，也不是一味崇洋的人。他看清了旧本草的问题——庞杂附会、缺乏科学规范；也看到了西医药物学的不足——药性剽悍、失于和平。他做的，是把中医用药的智慧与近代科学的规范结合起来，让传统药物学在新时代站得住脚。

总论九章谈药物原理与运用之法，各论十二章论药四百余种，卷首还附有方证索引，可按症寻方、因方知药。这种体例，在当时的中药学着作里很少见。

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是用十多年时间，老老实实翻书、摘录、分类、求证、修改。下的是“笨功夫”，出的却是真学问。

四、严管与厚爱：湖北国医专科学校的办学岁月

1933年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迁到武昌北城角，蒋玉伯受聘当教务长，兼任内科、药物学教授。彼时中医正面临西医冲击与政府歧视的双重困境，“废止中医案”余波未平。传统的“祖传师授”日渐式微，兴办学校、系统育才，成为一代中医人的共识。

蒋玉伯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种事业之兴旺，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这个在法政学校和北京图书馆历练过的读书人，把现代教育理念带进了古老的中医教学。

他治校讲究严抓严管，一向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还常勉励学生：“要珍惜学习机会，学好本领，为继承和光大中医事业，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他的教育理念，最突出体现在临床教学上。要求老师多用典型病例做直观教学，还在校里开了门诊室，让老师轮流带学生临床见习，要求学生做到“眼到、口到、耳到”。门诊每天接诊三五十个病人，既是临床课堂，也是服务社会的场所，很受学生和病人欢迎。

当时办学经费十分紧张，他却依然重视校图书馆建设。据当年在校读书的夏幼舟老师回忆：“当时该校的医学着作齐全，参考资料丰富，可说是应有尽有。”

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湖北国医专科学校一共办了五届，为湖北培养了数百名中医人才，还造就出王梧川、黄绳武、胡树人等一批现代中医专家、教授。全国着名中医妇科专家黄绳武曾深情地说：“我之所以能在中医妇科学方面有所造诣，应感谢先师蒋老的指点。”

严是外在的规矩，爱是内里的深情。蒋玉伯的“严”与“爱”，恰如他处方中的君臣佐使，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官场与诊室之间：竹山县的“布告”县长

1939年12月，蒋玉伯激于民族义愤，随军行医，当了半年第五战区军法官，后来先后担任均县、竹山县县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选择走进官场，不是贪图仕途，而是为乱世中的百姓多做些事。可等他真身在官场，才发现“当时军政官员相互倾轧，派系斗争激烈”，便在1941年7月毅然辞官，举家迁到郧阳，开中医诊所专心行医。他在竹山县长任内，留下了最动人的事迹：当地瘟疫流行时，他“一边为官理政，一边为民治病”。

一个县长，白天升堂断案，晚上为百姓诊脉，这在今天恐怕很难想象。后来他根据疫情处了两方，一方预防、一方治疗，让人抄成“布告”，张贴于城门。在那个年代，城门贴布告，向来是官府号令、征税纳粮。他贴上去的却是一纸药方——这大约是竹山城门上贴过的最温暖的一张“布告”。

辞官离竹山县时，送行者长达一里多路。百姓送一个县长，送了一里多路，不是因为他在任上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他在瘟疫来临时没有躲开，在最艰难的时候与百姓站在一起。

他能和百姓结下这般情谊，说到底是因为他对所有患者都一视同仁。他看过的病人成千上万，既有孙中山、董必武、王任重这样的知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也有国际友人，他对谁都同等相待，真正做到了“普同一等”。

1925年孙中山病重时，蒋玉伯在《顺天时报》发表《对孙中山病状之研究》，文中写道：

“余告中医应诊者，宜考察精确，审慎处方，标本兼治，勿养痈贻患，以误病者，而贬损中医之价值。”这番话里没有攀附名人的邀功之心，只有对医学本身的敬畏——无论病人是谁，医者都应当以同样的认真和审慎来对待。

竹山防疫的一纸布告、辞官离任时的长街送行、面对名人与百姓的一视同仁——这三件事合在一起，让人看到蒋玉伯心中真正的分量所在。为官只是暂时的身份，而医者，才是他一生的底色。

六、从进修学校到高等学府：湖北中医教育的制度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蒋玉伯迎来了教育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1951年起，他先后担任武汉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专门委员，还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靠着这些职务，他深度参与了建国初期湖北中医的制度化建设。
    1955年1月，蒋玉伯出任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他在教学之余，还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付诸笔端，先后编撰了《内科学讲义》和《妇科学讲义》，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当时中医进修学校的重要教材。

1960年9月，湖北中医学院成立，蒋玉伯被任命为副院长。从民国时期的私立国医专科学校教务长，到新中国高等中医院校的副院长，蒋玉伯亲身参与了湖北中医教育从“医馆”到“学院”的制度化转型，始终站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

担任两校副校长期间，蒋玉伯已年逾花甲。除承担大量临床任务外，他仍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指导业务学习。他一生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学生，这些学生承继了他为中医事业献身的精神，传承发展着他的学术思想，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

七、出门看病，进门看书：一位经方派大家的学术底色

蒋玉伯曾为自己定下“出门看病，进门看书，治病救人，其乐无穷”的不渝之规。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整理、撰写个人医案，以留给后人。

1978年，他去世十三年后，门人梁赐明将他的医案整理成《蒋玉伯医案》出版，共206页。那些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积累的笔记，那些在深夜灯下写下的病例，在他身后终于汇成了一本书。

蒋玉伯学术上偏重阴阳学说，在临床辨证论治方面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西医双重诊断，按中医的理法方药治疗。他擅长内科、妇科、针灸，临床常针药并用，疗效显着，善治绒毛膜上皮癌、多囊肾、胆囊切除后流脓、心脏病等疑难杂症。他是民国时期经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王和安、陆梦班、刘贡三等并列，用药精炼、法宗《伤寒》《金匮》。

2018年，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创新教材《荆楚历代名医学术菁华》出版，蒋玉伯与王叔和、庞安时、万全、李时珍等十三位荆楚医药学家并列，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得到系统阐述。

一个人走了，他的书还在被读，他的方子还在被用，他的学生还在教新的学生。蒋玉伯不在了，但他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精神，依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

八、结语：门里门外皆是苍生

从1923年北平悬壶，到1965年武昌辞世，蒋玉伯行医四十二年。

这四十二年里，他做了很多事。着书立说，三十五万字的《中国药物学集成》四易其稿；教书育人，从国医专科到中医学院，学生成百上千；临床诊治，针药并用，善治疑难杂症；为官一任，在竹山把药方贴上了城门。

但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大约还是他给自己定下的那条规矩——“出门看病，进门看书，治病救人，其乐无穷”。

这十六个字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高深莫测。看病，看书，救人，乐在其中。一个中医人的日常，不过如此。

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在四十二年中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才成就了一个医者的分量。

1965年初，院门上贴着那张劝病人止步的“布告”。风把纸角吹起来，病人还是推门进去了。院门里，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看了一辈子病的眼睛依然平和、专注。

门里门外，皆是苍生。

编辑：余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