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婕妤

2025年除夕夜，武汉分会场在央视春晚亮相。镜头里，一群人沿着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奔跑，最后抵达胜利街——迎着风，是向前冲的姿态。

我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从胜利街出发，倒着走，穿过陈怀民路，转入郝梦龄路，最后走到张自忠路。脚步放慢，方向倒置。在时间的风里倒着走，才真正读懂那句：“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它带走了战火与离乱，治愈了伤痕与创伤，却把英雄的名字永远刻在了路上，刻进了城市向前的脚步里。

从胜利街与芦沟桥路的交叉口起步……

这条路全长3.8公里，从江汉路伸到卢沟桥路，把原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穿成一条线。1946年元旦，它被命名为“胜利街”——抗战胜利，租界收回。一个国家结痂的伤口，用一条路的名字替它说了出来。

同一年，长春街70号，一所“用民学校”落成。如今每个清晨，穿校服的孩子三三两两走过这条路，书包带子歪挂在一边肩膀上，边走边啃一块米糕。他们未必知道脚下的路名承载过什么，但名字在，意义就在。

站久一点，会发现胜利街的声音不止一种。老住户拎着菜篮慢悠悠走过，年轻人拖着行李箱从地铁口出来，往山海关路拐去，那条四百米长的街挤了三十多家早餐铺子。有人排队等一碗鲜鱼糊汤粉，有人端着牛肉炒面站在路边吃，有人在鸡冠饺的摊位前停下来，身旁放着行李箱。芝麻酱的香味和炸面窝的油香缠在一起，顺着晨风飘过半条街。

转进胜利街与兰陵路的交叉口，三镇民生甜食馆总店就蹲在那里。20世纪50年代，几位擅做豆皮、汤圆、烧麦的老板凑在一起开了这家店。如今近四十种早点轮番上阵，被称作“过早博物馆”，糊米酒冒着白汽端上来，烧麦皮薄得透光。

这就是胜利街的早晨，历史的重量与日常的轻盈挤在同一条路上，没有人刻意纪念什么，但每个人都活在被纪念的意义里。

从胜利街拐进陈怀民路，路忽然变窄……

香樟树的影子铺在路面上，风一吹，碎成一地晃动的光斑。路不过两百米出头，两旁是居民楼，集贸市场、小吃店、餐馆挤在一处。老人坐在树荫下择菜，外卖小哥靠在电动车上翻手机，一派令人心安的寻常。

路牌上的名字指向1938年4月29日，那一天，日军出动36架战机空袭武汉。22岁的空军飞行员陈怀民驾机迎敌，击落一架敌机后遭五架日机围攻，飞机中弹，油箱起火，他本可以跳伞，台儿庄上空那一次，他撞向敌机后跳伞成功，被村民救起。这一回他没有，他推满油门，驾机撞向其中一架敌机，与对方同归于尽。

这条路原名南小路，周边曾是日租界，改名陈怀民路，也有震慑侵略者之意。

2026年初春，我站在路中间。他牺牲时22岁，若活着，今年该是110岁了。没有人谈论年龄，只有路牌上三个字，替他活在这里。

香樟叶子黄了又绿。树下的老人择完菜，拍拍裤子朝菜市场走去。一代人的牺牲换另一代人的日子，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买菜，择菜，晒太阳，日复一日。

从陈怀民路转出来，空气里多了一缕咖啡香……

郝梦龄路现在是武汉最文艺的街道之一。咖啡馆、甜品店、花店沿着窄路铺开。有人在落地窗前敲键盘，有人对着一杯拿铁翻旧书，有人在花店门口弯腰挑花，手指在花瓣间犹豫了一下。

往前翻档案，1946年之前这里叫汉口北小路。九年前的那场牺牲，给了它新的名字。

1937年10月，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率部参加忻口会战。出征前他给家人留下一封信：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他没能回来。39岁，留下七个孩子。抗战中第一位殉国的军长。

九年后，汉口北小路改称郝梦龄路。一位北方战场上的将军没能回到武汉，武汉把他的名字安放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郝梦龄路的今天很大程度上是被“陪读”出来的。紧邻武汉二中，周边几条小街最初那些小店不过是为了给孩子添个笔、买个冰。如今菜市场里开着书店，裁缝店隔壁是咖啡馆，斑驳老房子以高楼作背景，市井与文艺揉在一起。

39岁的他为国捐躯，换来无数个39岁可以安静地坐一个下午，这就够了。

从郝梦龄路走到张自忠路，四百米，一头接中山大道，一头通汉口江滩。

这条路原名成忠路，1946年更名为张自忠路，几经易名，1985年恢复。张自忠，抗战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1940年5月枣宜会战，他身中数弹，临终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那年他49岁。

但在张自忠路上最打动我的，不是路牌，是一扇没有招牌的门……

张自忠路5号，一家开了33年的面馆。门牌就是它的名字——伍号面馆。老板陈心莉78岁。年轻时支援新疆，在戈壁滩上待了20多年，回来后开了这间早点铺，一做33年。

每天清晨五点多，陈奶奶起床调芝麻酱，备米浆炸面窝。面窝在油锅里翻个身，金黄酥脆地浮上来。诀窍是生姜给得足。食客从15岁吃到50岁，从小伙子吃成大叔。有人住六七公里外，每天骑电动车来；有人吃了20多年，自创一种“芝麻酱拌面汤”的吃法，陈奶奶管它叫神仙汤。她右手食指有个粗大的茧，是长年累月切葱姜、夹面窝磨出来的。“当时一家人要吃饭，疼也没办法。再就是想给街坊好好做早点。”

英雄的名字刻在路牌上。而这条路上最深的人情味，藏在清晨六点半的热气里。一个人被记住的方式不止一种——路牌是一种，街坊口中“五号那家”是另一种。两种记住都很轻，很日常，像面窝在油锅里翻了个身，没发出什么声响。

张自忠路往南是山海关路。四百米长街，三十多家铺子，近四十种早点。严氏烧卖、毛氏汽水包、双黄牛肉面、鸡冠饺子，每家门前都排着队。蒸笼掀开，白汽冲上来，整条街都模糊了一下。

山海关路再往南是沈阳路菜市场。南起陈怀民路，北到张自忠路，两百多米，几十家蔬果生鲜店一字排开。夏天藕带和小龙虾，冬天腊鱼腊肉挂满街头。武汉话的吆喝声和过早的香味搅在一起。

二三十年的老店在这里不算稀奇。时间代表了街坊的认可。无数个起早贪黑的日子里，有人在这里养大了孩子，有孩子在这里跑着长成大人。

从张自忠路走回胜利街，天色渐暗。路灯亮了，路牌上的字被照得清晰。

忽然想起陈怀民的母亲。儿子牺牲后，她在武汉收到最后一封家书。今天这条路上的香樟树，或许就是那个春天种下的，也可能不是。一棵树站着，本身就是一种记住。

走完这一路，心里落定一件事：时间确实能带走许多东西。它带走了1937年忻口的硝烟，带走了1938年武汉上空的火光，带走了1946年第一次看见新路牌的那些人。但它没有带走他们的名字。当一条路以一个人命名，这个名字就成了城市的日常——人们用它寄快递，告诉司机去哪儿，给外卖填地址。它不再只属于历史，它属于每一个在这条路上生活过的人。

时间也没有带走清晨六点半的热气。张自忠路5号的面窝明天还会下锅，陈奶奶会照例切她的葱姜蒜，老食客会准时推门进来。陈怀民路的香樟树会在春天冒出嫩芽，郝梦龄路的咖啡馆会坐满客人，胜利街上的孩子会背着书包走过那所1946年创办的小学。

在地图上，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张自忠路，三条路最终都汇入了同一条叫作胜利的街衢。这或许不只是巧合。那些年轻的生命，从各自的战场出发，穿过八十余年的光阴，殊途同归。

我想起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些路在1946年被命名后，经历了不止一次更名。直到1985年，武汉市才恢复了这些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路名，中间隔了将近四十年。四十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到中年，足够一代人忘记一些事情，也足够一代人重新想起。遗忘需要时间，想起也需要时间。

这大概就是倒着走的意义所在。向前跑的时候，你只能看见下一个路口；往回走的时候，你才能看见已经路过的那些名字。而每一个路牌下面，都有人在过日子——在择菜，在喝咖啡，在吃一碗热干面。他们未必每天都抬头看路牌，但他们每一天都在用双脚丈量这些名字。

人们常说，“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走完这一路，我忽然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时间确实会带走很多东西——带走22岁的呼吸，带走39岁的体温，带走49岁最后的回望。带走那些母亲等不到的家书，带走1946年站在路边第一次看见新路牌的那些眼睛。这些都被带走了，一样都没留下。

但时间真的会治愈一切吗？我不确定。陈怀民的母亲在长江上找了一个月零一天，找到儿子遗体的时候，她被治愈了吗。郝梦龄的七个孩子等不到父亲回家，他们被治愈了吗。张自忠路5号陈奶奶手指上那个粗大的茧，长了三十三年，它没有被治愈。它们都只是变成了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也许时间从来不是治愈了什么，时间只是把尖锐的疼痛磨成了钝的，把一声惨叫变成路牌上三个字，把一场空战变成香樟树下的一地光斑，把一封遗书变成咖啡馆落地窗后面一个安安静静的下午，把等不到的人变成每天路过的人……

所谓胜利，说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些具体的日子：买菜，过早，放学，下班，在路牌下等一个人。这些日子里没有纪念碑，没有悼词，没有庄严肃穆的仪式。只有热干面的芝麻酱味，只有面窝在油锅里翻身的声音，只有孩子书包上晃来晃去的挂件。

清晨七点的山海关路，蒸笼掀开，整条街都模糊了一下。那一刻，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一起被罩在同一团白汽里。谁也没有治愈谁。他们只是在一起。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带走的东西不会再回来，留下的东西被磨成了别的东西——磨成了路牌，磨成了门牌号，磨成了食指上的茧，磨成了每天清晨六点半推开店门的那个动作。

它等着每一个愿意在这几条路上走一走的人。

哪怕你是倒着走的……

值班编辑 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