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四方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有名句曰：“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其后半句所描述的正是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的史事。正是在蒙古的兵锋下，云南地区结束了由本土势力自唐代中期以来割据一方的局面，得以再度归于中原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坐落于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镇西门村三月街的元世祖平云南碑便是这段恢弘历史的直接产物。

一、挥鞭南向-蒙古南征大理之战

公元1234年攻灭金朝后，蒙古统治者便将目光看向了退保半壁江山的南宋。然而，南宋军民在荆襄、江淮一带的英勇抗战给予了南下的蒙军巨大杀伤，迫使蒙古上层不得不重新思考灭宋战略。为了避开固若金汤的南宋北部防线，忽必烈等人提出可以借甘青川西一线，直指割据云南、较为弱小的大理国的迂回战略。蒙军在攻灭大理国后可北上攻击南宋防备松懈的南部边界，进而直捣南宋腹心，实现“斡腹”战略，完成灭宋大业。面对如此精妙的战略构想，蒙哥汗当即批准。1252年，忽必烈偕大将兀良合台自今宁夏誓师出征，随后经甘肃临洮南下川西，穿行于川藏交界处的深山巨谷中，“径行山谷二千余里”，星夜驰抵金沙江畔，隔江与大理国军队对峙。短暂的对峙后，兀良合台率所部越旦当岭进入入大理国境内，招降沿途部落，占领三赕城（今云南丽江），随后从侧后攻击沿金沙江布防的大理军主力。大理国丞相高泰祥见形势危急，匆忙率军退保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意图凭坚城固守以逸待劳。

羊苴咩城背靠点苍山，濒临洱海，北、南各有龙首、龙尾两关为屏障。蒙古大军翻越点苍山后，高泰祥以重兵控扼咽喉要地龙首关迎战。蒙古中、东路军先后渡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关下，合力攻击，全歼大理军主力，随即于十二月十五日一举占领羊苴咩城。大理国皇帝段兴智与高泰祥溃围而出，逃奔滇东。蒙古大军乘胜追击，先于姚州俘斩高泰祥，后于1254年秋攻占善阐城（今云南昆明），俘虏段兴智，彻底平灭大理国。兀良合台征服大理后，遣使向蒙哥汗报捷，将俘虏的段兴智、波丽国主细嵯甫等人作为俘虏上献。蒙哥汗采取怀柔政策，放被俘的本地统治者返回，继续统治原属各部。段兴智回归后，为感激蒙哥汗之恩，先是亲自领兵作前锋，协助兀良合台讨平继续抵抗的大理旧部，后又向蒙哥汗提出“治民立赋之法”，进一步加强了蒙古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龙尾关旧址，笔者摄于2022年7月）

南征大理期间，忽必烈接受了谋士刘秉忠“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的建议，一改此前蒙古军队的残酷嗜杀作风，严令全军“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并在攻克羊苴咩城后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招徕流民，安顿人心，促进了地区战后秩序的恢复。对于忽必烈长途奔袭、一统云南的军事壮举，清代史家顾祖禹予以赞叹：“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为了纪念忽必烈这一空前的功绩，元朝建立后，云南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于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上书“所领云南，地居徼外，历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无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朝，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惟点苍之山，尝驻跸焉，若纪圣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于事为宜。”建议元廷勒石记功，元成宗随即报可并指定大臣程文海负责立碑相关事宜，“元世祖平云南碑”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二、“纪圣功，使臣民永永瞻仰”-元世祖平云南碑

“元世祖平云南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年间，由时任翰林院学士程文海撰书。立碑之地相传为元世祖亲征大理时的驻跸之处。碑身坐落于苍山中和峰之麓，正面朝东，背依苍山，面向洱海。全碑由青石座、两截青石碑身、镌有“世祖皇帝平云南碑”篆字和双龙捧月浮雕的大理石半圆形碑额、麻石砌筑圆券顶和围护边框组成，其中顶部稍残。全碑上下通高5.35米，宽1.55米。上半截碑身碑文共30行，重在记叙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征伐云南的光辉事迹；下半截碑身碑文28行，重在记颂与宣扬元世祖功德。碑阴原有参与立碑官员之职官姓名，因磨损今已不存，现仅存三尊浮雕像。碑文原有一千三百余字，因古代周边居民有刮削古碑文字作药的习惯而有所磨损，今仅存一千余字。碑文书法正楷大字书丹，有欧、柳遗风，是云南元代碑碣中的精品。据明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称元世祖平云南碑碑文“矩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此碑作为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碑碣，非天下高手或朝廷重臣不可落笔。随着岁月的磨蚀，“元世祖平云南碑”的碑身、碑额一度曾被推倒在地，致使碑座赑屃头部缺损，碑身部分被损坏。1975年碑身、碑额被重新竖起，上下碑身石中间用石条挡护，两侧镶砌麻石块边框加固，碑身缺损部分用混凝土修补。2001年，“元世祖平云南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这通瑰宝级别的古碑碣，2006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拨款50余万元建盖保护碑亭、原状修补缺损碑身及赑屃碑座。

（元世祖平云南碑，笔者摄于2025年2月）

“元世祖平云南碑”的历史价值在于，其生动翔实地记叙了1252-1554年间，忽必烈率领大军南征大理国的史实。就军事史的角度而言，“元世祖平云南碑”中 “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大渡河，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城倚点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泰祥于姚州俘斩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明年春，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之，上振旅而还。未几，拔善阐，得兴智以献，释不杀。进军平乌蛮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的部分，详细记述了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的进军路线以及蒙军与大理国军队在今滇西北、滇西以及滇东地区的交战经过，有助于后人厘清此次由忽必烈主导的在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长途迂回包抄战争的时间进程与战术细节。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云南行省建立，碑文中“云南平，列为郡县，凡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行中书省于中庆以统之”一节直接反应了元初朝廷在云南清点户籍，建立行省制度的举措，说明了元代初年中央王朝将云南纳入与内地一致的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大力经营，在行政区划及户口管理上推行与内地类似的治策，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直接控制，改变了北宋以来云南地区被中原王朝边缘化的消极倾向。同时该节碑文也透露出云南政治中心已由滇西大理向滇中的中庆（今云南昆明）转移的历史趋势。元朝将行省省治东移，削弱了传统以滇西洱海流域的政治影响力，调整了云南地区的统治格局，带动了滇中以及滇东地区的发展，从而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元世祖平云南碑”中“得（段）兴智以献，释不杀”体现了蒙古帝国及其后继者元朝为巩固统治而在云南本地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的治理政策。大理国末代皇帝段兴智被俘后，不仅未被蒙古统治者诛杀，相反蒙哥汗还赐其金符，“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段兴智叔父）领其军”。段兴智死后，蒙哥汗复赐段兴智之弟信苴日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云南行省建立后，元廷“更定诸路名号，以信苴日为大理总管”，自此开创了有元一代，段氏家族世袭大理总管，统驭滇西的历史格局。

（元世祖平云南碑近照，笔者摄于2025年2月）

三、结语

（记载南下蒙古族人士葬仪的布鲁罕碑，笔者摄于2022年2月）

忽必烈的南下，将云南再度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大量来自北方的蒙古、色目人士也随着蒙古铁骑的兵锋来到云南，丰富了云南本地的民族构成，将云南本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推向了新的高潮。“元世祖平云南碑”文辞典雅，气势磅礴，是元代初年云南再度归入中央王朝的治下的重要见证，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式丰碑。碑文所记述的详细史实，可弥补《元史》等文献中对宋末元初云南地方史记载的空白，为今人了解蒙古帝国时期的军事史、元代云南地方治理及与王朝中央的关系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作为珍贵的元代第一手民族史史料的价值仍有待宣传与挖掘。

（转载自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