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武汉黄陂木兰山塔尔岗程家咀湾一位17岁的青年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后，逐村逐户动员了300多人参加红军，汇入木兰山的星星之火。这位青年就是开国中将杜义德。50多年后，杜义德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离休后帮助家乡扩建一座棉纺厂，安置了许多烈士亲属就业，他还在家乡建起学校和图书馆。

近日，长江日报、湖北省档案馆《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第二季主创团队，跟随开国中将杜义德之子杜军、杜伟一道，来到木兰山、木兰湖畔，追寻英雄的历史。

开国中将杜义德。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战争年代五次负伤，六年成长为纵队司令

“父亲在世时特别喜欢给我讲故事，我脑袋里装满了父亲战争年代的点点滴滴。”杜军是家里的长子，又当过兵，回忆起父亲杜义德的革命往事，他有着说不完的话。1927年底，在黄麻起义军点燃的木兰山地区革命烽火影响下，杜义德参加当地农民赤卫军。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他的成长进步从班长、排长、连长，到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六年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兼4局局长。

从鄂豫皖到祁连山，杜义德几乎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每逢打仗时，杜义德都身先士卒，枪林弹雨中更是没少受伤。杜军介绍，父亲在战争年代受过五次伤。其中，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的一次负伤最危险，一枚子弹从他右胸打进，从后背被穿出，险些击中心脏。“大口径的弹头在父亲胸口留下一个小洞，鲜血直往外冒，父亲当时就昏死过去。因为药品奇缺，又缺少救治的器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护理，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护士要往他伤口里填盐水泡过的纱布，伤口那么深棉签无法达到，只得用通枪条（用以清理枪膛的细杆）往里捣，后来纱布紧张了，就用擦枪白布充作药棉换药。竟也奇迹般地捡回了父亲的命。”杜军说。

在冀南地区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身为副旅长的杜义德也拿起枪冲锋在前。杜军说：“父亲个子高大，跟鬼子肉搏是有优势的，日本兵端起刺刀就刺，父亲用力一挑，反手就是一个猛刺，小鬼子被刺中胸膛，但鬼子的刺刀尖儿刺中了父亲的左鼻翼。这处伤疤一生都没消退。”

“我父亲很有幸，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评价和鼓励。”杜军说，西路军失败后，父亲在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他凭借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辗转数月终于回到延安党的怀抱，毛主席对他说：“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随后，父亲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时，杜义德在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不久，奉总部命令，分校开赴太行山上党地域进行教学。于是，杜义德打点行装，东渡黄河奔赴太行山与八路军129师会合。1939年9月下旬，杜义德成为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在民房里，在大树下，129师随营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敢于战斗、勇于牺牲的军政干部。

杜义德中将之子杜军接受长江日报采访。余倩 摄

“杜坚决”率部实现“狭路相逢勇者胜”

杜义德是有名的“坚决将军”。对待上级命令，他的回答总是：“坚决服从”“坚决执行”“坚决完成任务”“坚决消灭敌人”……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成为刘邓大军的一名得力战将。“人们都知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的一盘战略大棋，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但知道强渡汝河在这场战略行动的重要地位的人可能并不多。”杜军说，1947年8月23日，部队行至汝河，前有敌人整编85师和15师的64旅约3万人的阻击军，在汝河南岸抢先占领渡口和村庄等有利地形挡住去路；后有敌人数万兵力从汝河北逼近；而汛期的汝河水流湍急，水深达三四米，根本没办法徒涉，渡口船只也早已被当地反动民团破坏和掠走。

面对如此险恶之境，刘邓大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刘伯承鼓舞战士：“狭路相逢勇者胜。”强渡汝河的任务交给了第六纵队。当时，六纵司令王近山正在后方养伤，作为纵队政委的杜义德军政一肩挑，指挥了强渡汝河的战斗。

父亲对各旅说：“我们六纵历来完成任务都很坚决，这次一定要坚决打过去”。杜军回忆，父亲立即命令十八旅52团，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尽一切办法，送一支部队过河，抢占南岸一两个村子作为渡河的桥头堡。同时命工兵连架设浮桥。十六旅在十八旅之后紧随跟进，并以第47、第48团扼守渡河最紧要的大、小雷岗阵地以掩护大部队安全渡河。而十六旅的46团在汝河北岸担任后卫阻击追兵，杜义德命令，46团要在全军过河后才能撤退，如果来不及脱身，就留在当地打游击以后再归建。并要求旅长政委要亲自带队冲，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应冲锋在前，起模范作用，杀开一条血路前进。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父亲率领的六纵牢牢守住了大雷岗和小雷岗，成功掩护刘邓大军渡过汝河。”杜军说，刘伯承司令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名言自此也流传下来。在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中，杜义德率领六纵屡战屡捷。刘伯承元帅曾表扬他：“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

杜义德将军晚年（摄于1996年）。受访者供图

血战43天，杜义德：“上甘岭战役最难忘！”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至理名言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骨子里。在6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杜义德有许许多多难忘的战斗历程，他在一篇名为《在滚烫的日子里——忆上甘岭战役》的文章中写道：“但最令我不能忘却的是1952年初冬在朝鲜上甘岭那场战役。”当时，作为副政委代政委的杜义德是志愿军第三兵团主要领导之一，与王近山副司令代理司令、王蕴瑞参谋长等和12军曾绍山、李德生、尤太忠，15军的秦基伟、谷景生等一起，指挥所属部队共4.3万人在上甘岭上与6万余敌人作战。

从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到近年播出的《三八线》《跨过鸭绿江》等影视剧，都属于抗美援朝题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历史备受国人的关注。而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残酷得多。

杜军介绍，1952年，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秋季反击战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要想守住金化，必先守住上甘岭，而要守住上甘岭，就要守住上甘岭前沿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在上甘岭战役中，王近山、杜义德贯彻“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依托坑道工事，坚决抗击“联合国军”的进攻。根据杜义德的回忆，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是在仅有的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进行的。“敌人向我两高地发起团以上兵力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冲击650次，发射炮弹190万发，飞机投弹5000余枚。两个小山头被炸松了一两米，山下的树木全被炸光，两个小山头连根草茎也没有。”志愿军第三兵团的第12军、第15军战士们在这两个狭小的高地附近地区，顶住了6万敌军的轮番猛攻。我军歼敌2.5万，还击落击伤敌机270架，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等著名的战斗英雄。

经此一战，杜义德的大名也“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委。

72岁的父亲想方设法送儿子去前线

杜军提供的一张将军亲自送儿子到南疆前线参加对越轮战的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杜军介绍，那是1985年，已经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岗位上退居二线的父亲，将弟弟杜伟从空军部队调到陆军野战军。

杜义德（右二）与夫人齐静轩（右三）及亲友送小儿子杜伟（右四）赴云南前线。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绝不是父亲的私心。当时我弟弟写信给父亲，要求到南疆轮战前线去锻炼时，父亲说，空军目前没有上前线打仗的任务。倔强的弟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一生清廉的父亲真的托关系将弟弟调到某个参战的侦察大队。”杜军说，为了给弟弟和他的战友壮行，72岁的父亲不顾冬天的寒冷，专门从北京来到关中某地，亲自送我弟弟登上南去的列车，告别地挥手之间，父亲没有流泪，而是面带微笑。

别人都是想方设法让儿女到更加安全、舒适的岗位上去，杜义德却反其道而行之。杜伟在中越边境潮湿的“猫耳洞”（在沟壕、土坡的侧边壁上挖出来遮蔽栖身的洞）里、危机四伏的边境线上作战整整一年时间。除了恶劣自然条件带来的蚊叮虫咬、炎热潮湿，更有侦察捕俘作业、整天敌人骚扰、枪打炮轰等，让战士们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可能。“战场上的危险，身为高级将领的父亲比谁都清楚。但就是因为这些，父亲才坚定地找关系将我弟弟送到前线，与战友们一同为国家效力。”杜军说。

（汤华明 叶飞艳 王尹芹）

【编辑：陈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