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王允祺

“余上沅曾任国立剧专校长，曹禺曾在国立剧专任教，这两位大家都是湖北人，都为国立剧专、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和文化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11月3日，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毅告诉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当天，“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来到四川省江安县国立剧专旧址，探访这里深厚的抗战戏剧文化。

1935年，被称为“话剧第一校”的国立戏剧学校（简称“国立剧专”）正式在南京成立。当时正逢毁家纾难、救亡图存的动乱之年。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余上沅受教育部聘请，担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一职。后因战争几经辗转，1939年5月，国立剧专迁至江安。

1949年后，国立剧专与原华北大学艺校、东北鲁艺学院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张毅介绍，在国立剧专14年的校史中，在江安的时间最长，达6年之久。现代剧作家曹禺完成业界公认最好的作品《北京人》，导演谢晋在这里度过“最黄金的年华”，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第一次在中国公演……一大批心怀热情的戏剧人聚集江安学习、创作、演出，而后又从江安走出，投身于中国戏剧教育和中国戏剧影视艺术的发展中。这里被业界誉为“中国戏剧摇篮”。

四川省江安县国立剧专旧址。王筝 摄

国立剧专排演的近三分之二剧目是抗战救亡戏剧，唤起了民众抗战的热情和行动

探访团走进国立剧专旧址，只见院子左侧伫立着一座余上沅校长铜像，铜像下面，是曹禺的亲笔字——“余上沅校长”。张毅介绍，“余上沅校长是湖北江陵人，自幼喜欢看书看戏，还曾在武汉的武昌文华书院就读。著名戏剧家吴祖光评价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

余上沅校长办学理念前瞻、开明、兼容并蓄，他提倡“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辅导社会教育”。张毅介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剧专所有的演出剧目，都是积极和进步的，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充分印证了其“辅助社会教育”的宗旨。

探访团在余上沅校长铜像前听讲解员讲解剧专历史。王筝 摄

抗战时期，剧专师生积极编排演出抗战救亡戏剧，唤起了民众抗战的热情和行动。“《凤凰城》《岳飞》《黑字二十八》《古城烽火》等杀敌报国的抗战剧目反复上演。这些抗战救亡戏剧，不仅在学校里上演，还以小分队的形式送戏剧下乡，远赴宜宾、李庄、南溪、泸州、重庆等沿江城市演出。”张毅介绍，剧专师生还曾赴湘、鄂等地，在街头广场演出《流亡者之歌》《觉悟》等街头抗战剧。当时许多报社的记者对演出跟踪报道，1937年10月3日，《大公报》报道了“国立剧专学校巡回公演剧团演员愤慨倭寇残暴，沿街演唱，一时观众如山，肃然感奋”。

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收录了《剧专历次公演登记册》，册中罗列了国立剧专从成立至1947年演出的全部剧目。“登记册里，接近三分之二的剧目都是抗战戏剧。”张毅说。

国立剧专师生们排演的抗日戏和进步戏也得到了江安老百姓的倾力支持，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据亲历者与剧专演出人员回忆，在抗日戏《岳飞》演出时，到了最后一幕，一位国立剧专的学生高声唱起《满江红》，全场老百姓激动应和，齐声喊口号，现场气氛火热。“很多江安人对这一幕都印象深刻。”张毅说。

“这么多次的戏剧公演，对宣传民众、教育民众、鼓舞民众，推动民众积极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挥了文化方面的巨大作用。”探访团成员、武汉大学长江文明研究院考古专家贺世伟说。

曹禺受邀到国立剧专教授《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课程，并在这里创作了《北京人》

探访团走进第一陈列馆内，一张油漆斑驳的旧书桌摆在展厅中间。张毅介绍，这张桌子是戏剧大师曹禺在江安创作时用的办公桌，曹禺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业界公认的其最好作品《北京人》。

曹禺是湖北潜江人，1936年8月，应余上沅校长的邀请到国立剧专任教，教授《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课程。

曹禺在迁居江安以前就是有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曾经轰动一时。来到江安后，强烈的民族意识、国难当头的“去国怀乡”之情，使他创作灵感勃发，接连创作《正在想》《蜕变》《北京人》等剧。这些剧中，很多情节和人物的创作来自抗战时的所见所感。创作的同时，曹禺还指导学生排戏演戏，并在教学与实践中思考抗战戏剧创作，这些都影响着他这一时期的创作。

讲解员在曹禺办公桌前为探访团成员讲解。王筝 摄

在创作《北京人》时，很多素材都有着江安风土人情的影子。张毅介绍，“特别是书里‘老鼠’的形象、曾皓的形象，都是源自于他在江安的一些生活经历，以及平时观察到的江安人的习惯来写的。”

陈列室最中间摆放着一块写着“国立剧专江安纪念馆”的石碑，这是筹馆时期，曹禺为纪念馆亲笔题写的。张毅回忆，题字时曹禺问了两个问题：现在江安的老鼠还多吗？现在江安的茶馆还多吗？这都是跟他的创作和生活有很大联系的问题。

“吴祖光写了一篇散文，讲曹禺和老鼠，叫《鼠祟》。冬天曹禺在上课的时候，老鼠钻进他的棉袄里面，吓了他一跳。”张毅笑称，“现在江安茶馆还是很多，不过老鼠已经很少了。”

第三陈列馆（曹禺办公室）内部。王筝 摄

当时的国立剧专，边宣传抗战边办学。流亡迁徙中，曹禺与国立剧专的师生们同仇敌忾，组织起“战时巡回公演剧团”。每到一处，曹禺总是保持一种高昂的抗战热情。“他总是亲自把锣拿上，鸣锣开道，招呼同学，招呼群众，一边高唱抗日歌曲，一边准备演出。”张毅介绍，曹禺与同学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排戏，晚上参加演出，课余时间就用自编的小节目、小演唱去伤兵医院慰问受伤的抗战将士。曹禺后来回忆“这些往事，恍然如昨，每一念及，心潮仍为之澎湃不已”。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在江安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公演，是余上沅校长推动的

余上沅倡导“国剧”，他也是最早把西方戏剧介绍并移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在中国第一次公演，就是余上沅校长推动的。张毅介绍，“1942年初，余上沅校长委托戏剧大师焦菊隐导演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焦老先生对中西方的戏剧都有深厚了解，他也欣然接受。”但是，焦菊隐不免有些担心：江安人民能看懂吗？看过之后能理解吗？喜欢吗？

经过几个月的用心筹备，1942年6月5日，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最终在江安正式公演，这也是其在中国的首次公演。据国立剧专校友赵福鸿于1947年编写的《国立剧专历次公演登记册》记载，当天，观众人数达5000人，连演数场，场场爆满。“演出是在一个祭祀孔子的坝子上。当时的情景不得了，坝子下挤满了观众。大家坐的坐，站的站，甚至有些人还站在椅子上。”张毅说，“很多江安人都回忆过这次演出。”

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毅接受记者采访。王筝 摄

焦菊隐在这次演出完后对学生说道，在江安这个贫瘠落后的县城里，《哈姆雷特》能够与这些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江安人成功见面，并得到他们的认可，难道这不是中国话剧的一件大事吗？

“这场话剧的成功演出，可以说是在话剧民族化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和努力，这也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建立中国演剧体系’中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哈姆雷特》在江安的首演，至今仍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张毅表示。

编辑：朱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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