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昊

自古以来，贵州便是我国西南与中原沟通的关键一环，是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经济廊道、文化廊道和生态廊道。

地理上，贵州高原处于位于广西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贵州八大水系中，属长江流域的有牛栏江横江水系、乌江水系、赤水河綦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等四大水系。

文化上，黔文化为汉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南粤文化和滇文化环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很早就在这里呈现。贵州境内的长江流域各水系内的文化是探寻长江文明的前世、今生和未来的一把时光之钥。一山一水间，一幅幅文化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贵州段探访启动仪式上的民族歌舞表演。王筝 摄

交流融合：人类文明的重要光点

“万里长江东逝水，千里贵州曲水流。”贵州大地，山峦纵横交错，奔涌的河流穿行其中，展现着大自然无尽的宏伟与壮丽。这一片山水，是贵州人民栖息生活的自然家园，是黔地文化生息、繁衍、延续的重要土壤。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迄今的考古发现证明，最迟距今30万年左右，在今天的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北一带的高原山区，“贵州人”便登上了古人类的绚丽舞台。目前，贵州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达数百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教授认为：贵州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名列前茅的地区。

距今一万年左右，贵州境内的古人类逐渐发展起新石器时代文化。从以盘县大洞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到以普定穿洞为代表的晚期智人，贵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和数量居全国前列。在铜仁锦江、毕节威宁草海环湖区域及黔东南锦屏清水江流域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年代跨越史前至先秦时期，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与长江三峡遗址出土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示了贵州与长江文明的紧密联系。

繁荣的贵州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诉说着由大地、河流和峰峦共同谱写的“贵州故事”，在中华远古文明初兴的“满天星斗”里，它们成了中国南方文明肇始的闪耀星辰。

和合共生：纵横千年的多彩汇聚

古今交融、缤纷绚丽的文化样态，在贵州处处可见。黔文化，正是一首由世人行迹与天地伟力共同造就的多彩史诗!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水之间，多次自外向内的移民大潮，如同动力之源，令贵州人跨越千山千山万水，于国家兴亡之际拼搏奋起，成为文化生发的无限动力。

黔文化的根本基质是“合”与“和”。“合”与“和”互为因果，互为支点与动力，体现了五个文化叠层的逻辑关系，反映出贵州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全息映射。

贵州是古代氐羌族系、百濮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等四大族系的连接点。秦汉之后，四大族系在地域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形成了今天的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等18个世居民族的分布格局。这是贵州富集的生态福祉和生计优势促成的族群自然运动的第一个文化叠层，体现的是“聚合”。

战国时期，西南地区先民们形成数以百计的部落方国。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与当今贵州省安顺市、黔南州长顺县、毕节市赫章县、黔西南普安、桐梓县等地存在密切联系。夜郎文化除自身独具的特征外，还受到滇文化、巴、蜀文化影响，并蕴含有庄蹻入滇带来的楚文化的成分。这是巴、蜀、楚、滇、桂等生产力相对先进区域传入的第二个文化叠层，体现的是“契合”。

两汉时期，迁徙过来的豪民与牂牁土著酋长结合，逐渐形成以家族为基础的大姓势力，他们主动学习并传播儒家文化，作为黔文化先驱，黔北“汉三贤”舍人、盛览、尹珍等三人，名载史册。如今作为贵州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东汉铜车马，则以其优雅风姿，见证了贵州融入中原文化的最初篇章。这是国家战略实施而形成的带动的结果的第三个文化叠层，体现的是“磨合”。

公元1413年，明王朝建立贵州省，贵州开始成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四川、云南、湖广等地并列为“大西南”。贵州建省时是从周边省区划属的地区，明代的军屯将士、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填黔北（时属四川），迄今为止，贵州与历史上的“首属地”仍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

清朝时期，贵州的行政区域逐渐扩大，开始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区域。特别是在雍正年间，贵州开始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大量周边各地人们入贵州，推动了贵州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国家战略与民族或区域命运的互动而形成的区域互动的第四个文化叠层，体现的是“整合”。

抗战时期的人潮、解放战争的南下大军、三线建设时的奋斗者……八方移民，在贵州化他乡作故乡，多次推进、改变了贵州的人文发展。这是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引领和全力驱动的第五个文化叠层，体现的是“融合”。

贵州多彩文化面貌的基底，也正是近两千年来汇聚在此的古今天下人！

知行合一：串联古今的开拓创新

人类文明的变迁总是与河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沿水而来的不仅是各种物资，还有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们，为黔中大地源源不断输送养分，带来人文积淀。

赤水河航运、乌江水道以及一系列水陆交通的兴建，反映的是贵州人不断走出大山，走向外界的梦想。张之洞、丁宝桢、李端棻、乐嘉藻……贵州人不断走出家乡的灵山秀水，在此风云际会之时，开眼看世界，声名动中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便与长江文明有了接触。那时，贵州的夜郎国和巴蜀地区一样，都是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

庄蹻是历史上首次奉诸侯国君之命进入“西南夷”的最早人物。“庄蹻入滇”成为先秦时期对西南民族地区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先秦时期，在赤水河流域已有官方开辟的交通线路，形成了古巴国通夜郎的商道。

“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川盐入黔，赤水河四大口岸兴盛，其中作为“仁岸”的茅台镇，自此时以酱酒醇厚香闻世界。

当年红军在革命硝烟的时代，创造战略转移的奇迹，书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河波澜壮阔的历史。

悠悠思南，浩浩乌江。思南位于乌江江畔，县城依山而建，之字形的道路从山顶一直盘旋到江边。乌江在孕育出贵州高原神秘斑斓的巴楚文化和夜郎文明的同时，也培育了思南这片神奇美丽、文化内涵丰富的土地，使之成为千里乌江画廊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黔东南密林里的参天巨木，经由林木商人之手，成为中华各地煌煌建筑的干梁与骨架。而来自南美的白银跨越太平洋，也在这一时期，藉由清水江上的杉木贸易网络，形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一道风景。

214处留存至今的各地会馆，作为活着的贵州文化，就见证了明清时期天下商人汇聚贵州的风貌。秦陇的雄浑大气、巴蜀的飘逸洒脱、荆楚的浪漫瑰丽、江浙的柔婉气韵，都在贵州交融、沉淀为一处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

以黔酒为领军，黔东北的茶青、黔东南的杉木、黔西北的漆器、黔北的丝绸……一种种黔地风物走出大山，驰名中国。

今日贵州，则以群山里的万桥飞架联通世界，乌江亦是贵州最大的水上黄金通道。日夜穿行于崇山峻岭，兼纳百川、汹涌澎湃。以一种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姿态令黔文化愈发多元丰厚。

一衣带水：浑然一体的文化交融

长江文化不单单是水域文化，它的实质是一种流域文化，它是连接长江干流、支流与水域和陆地的区域文化共同体。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古夜郎国和苗疆腹地；

长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然而，当我们将视线投向这两者的交汇点，会发现它们之间拥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黔文化是长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贵州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贵州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苗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黔文化是长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贵州地处云贵高原，自然环境独特，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同时，贵州也具有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文化遗产，如茅台文化、黔东南的侗族文化等。这些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融合，体现了长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黔文化是长江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贵州文化也逐渐走向世界。贵州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都成为了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重要资源。同时，贵州的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如影视制作、民族音乐等，也成为了推动长江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

黔文化和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各具特色，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2021年底，作为五大国家公园战略部署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贵州作为沿线13个省区市之一，通过“入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共同续写更为动人的长江“山海情”。

（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编辑：熊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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