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嘉宾：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

长江日报记者鲁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新时代，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思考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需要对意识形态安全作出更丰富和深入的认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唐爱军最近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对此作出深入思考。最近，长江日报求知采访了唐爱军教授。

■ 意识形态安全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求知：我们常说“意识形态安全”，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

唐爱军：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应当说，一方面，意识形态属于政治范畴，指“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对抗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文化范畴，指“文化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非对抗性等特征。

过去，人们普遍把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局限于阶级斗争、敌我舆论斗争、政权安全等方面。实际上，意识形态安全领域，还涉及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网络舆论等方面，是一种“大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边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而不断拓展的。新时代，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有广阔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要关注到文化、国际传播、思想价值观念等领域的问题，注意到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型安全领域问题。

求知：为什么说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比过去更丰富，也更复杂了？

唐爱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既是对国家安全总体形势的判断，也是对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形势的判断。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外延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安全是名副其实的“大安全”，一些安全类型，比如网络舆论安全，正深刻改变着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

二是意识形态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增容。从时间维度看，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下都有可能被呈现，一些非意识形态问题都可能演变为影响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从空间维度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既要管控有形空间，也要对无形空间进行管控和治理。对于意识形态空间治理而言，“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三是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增多。从外部风险看，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遭遇到的国际挤压越来越大，面临的国际竞争、矛盾越来越多。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错综复杂。发展进程中的这些风险挑战也许并不都属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但是它们基本上都会通过意识形态较量或斗争表现出来，有些甚至会直接转为意识形态安全事件。从内部风险看，比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各方面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选择更多，思想观念差异性更大，因而诱发社会激烈争论、价值观分化冲突、舆情事件的风险点增多增密。

■ “认同”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因素

求知：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是什么？

唐爱军：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威胁对象从传统的军事、政治等“主权性威胁”，拓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生存性威胁”；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等，拓展到了文化、精神、制度、社会等方面。世界普遍出现“文化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等现象，越来越表明“认同危机”已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

安全威胁往往是从认同缺失开始的，诸多安全问题爆发往往是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被多数民众普遍接受、认同，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处在危险之中，进而危及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度、认同度越高，则主流意识形态就越安全，反之，就越危险。

总之，认同危机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或较量必然就表现为“认同竞争”。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质就是“认同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争夺人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三个争夺”核心是争夺人心，实质就是认同的较量与竞争。

认同竞争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方式。那么，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同竞争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展开的呢？不同意识形态生产自己的理论观点、价值主张，把“观念产品”放在“思想市场”中，让民众自由“购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这不是主要方式。真正的主要方式是，不同意识形态积极主动介入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中，通过发挥各自的基本功能，来影响、争取、引导、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

■ 意识形态安全的三种较量

求知：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呢？

唐爱军：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和否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这样，‘阿拉伯之春’是这样，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充分发挥价值导向功能，构建全社会所认同、遵循的价值规范。

维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内容，每次都会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且，“美国价值观”被构建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西方一些国家向我国推销“普世价值”，究其实质，就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导向功能上的较量与斗争。“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也就是说，接受“普世价值”，必然意味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功能完全失效，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因此，在价值导向功能的较量中，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积极提高价值观念的整合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辐射力、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

二是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较量。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都需要社会和谐、秩序稳定。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是建立在不同民众“利益一致”“观念一致”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就是要对各种社会观点、社会价值、社会力量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

近些年，非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敌对意识形态不断“挖掘”“放大”“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观念差异，常常抓住一些社会问题、现实议题大做文章，引起各种激烈争论，力图分化社会、撕裂社会，甚至引导不同立场观点转化为现实冲突行为，这些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功能维度斗争的典型手法。

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较量。一是凝聚。完全消除利益差异甚至利益冲突，是不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共同目标塑造、主流舆论引导等，不断塑造同一性，防止差异性的过分渲染，避免由于一些现实议题的争论导致的社会冲突。二是忠诚。主流意识形态要促成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避免社会成员之间的排斥、敌视，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忠诚的良好氛围。三是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舆论引导，避免民众围绕不同社会秩序和理想社会等展开激烈争论，要积极引导民众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接受与认同。

三是政治合法性功能的较量。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也是意识形态认同竞争的最重要较量。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意识形态为何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原因就在于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敌对势力要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就是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合法性防线，围绕既定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展开“去合法化”“去主流化”的思想舆论引导，争夺人心、争取群众，最终达到推翻既定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政治合法性功能的较量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编辑：余淮】